引言:從三國封號說起
羅貫中在《三國演義》中,劉備去找諸葛亮,要書僮報門時,自報名號為「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」。這串銜頭長達十四個字,結果書僮記不到。
然而,「報名號」文化,近年卻悄然在標榜「效法基督、僕人樣式」的基督教教會界中興起,且愈演愈烈。
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,香港教會界創出「博士牧師」或「牧師博士」這種雙重頭銜後,神職人員的稱號便正式進入了「軍備競賽」的年代。時至今日,單純的「牧師博士」已經不夠體面,陸續出現了「創會」、「榮休」、「顧問」、「榮譽」、「義務」等名號的瘋狂組合。若一個人曾經創辦教會,做到退休,繼而轉任其他教會的顧問,且不支薪,同時又在神學院教一兩,他的頭銜可以瞬間演變成:「創會榮休榮譽義務顧問博士牧師講師」。(至於「義務」是否支薪是另一個故事)。
這種動輒十多個字的頭銜,其冗長與繁複程度,直逼當年的劉備,甚至媲美清代官場的「總督兵部尚書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」。但這不禁令人反思:這類稱號背後,究竟反映了當代教會怎樣的生態扭曲?
昔日大師的「清流」:稱呼作為事奉的定位
回望香港基督教界過去人才輩出、大師林立的黃金歲月,前輩們對自身稱號的克制與嚴謹,與今天的喧鬧形成了強烈的對比。
以三位在上世紀及本世紀初對華人教會影響深遠的屬靈前輩為例:
第一個例子是滕近輝牧師。滕牧師神學造詣深厚,一生事奉跨越堂會、神學院與差會,但他最常為人所知的稱呼就是「滕近輝牧師」。因為他實實在在、長年累月地牧養宣道會北角堂。在那個年代,「牧師」不是一個榮譽勳章,也不是一個身份階級,而是一個關乎牧養、生命委身、與羊群同甘共苦的職分。
第二個例子是楊牧谷博士。楊博士一生專注於神學研究、文字寫作以及對時代脈搏的先知式批判。由於他並非長駐某一家堂會擔任承擔牧職的牧師,因此在公開場合與著作上,大家多尊稱他為「楊牧谷博士」。這既是對他學術成就的尊重,也是一種清晰的事奉定位——不隨意佔用「牧師」的牧職稱號,清清楚楚。
第三個例子是神學院前院長梁家麟院長。梁家麟教授在神學院擔任院長的時間極長,推動華人神學教育不遺餘力。然而,在他在任的長年歲月裡,大眾與學生鮮少稱他為「梁牧師」,而多稱作「梁院長」或「梁教授」。因為當時的共識是:你當下在甚麼崗位上建立神國,就用甚麼崗位來稱呼,不必把過去或潛在的所有頭銜一股腦兒套在身上。
當時的教會界有一種不言而喻的共識:稱呼是為了解釋當前的事奉崗位與召命,並非一份履歷表,解釋自己「做過甚麼功績」或「有多大威望」。
現代教會「銜頭軍備競賽」的四大成因
那麼,這近十多二十年來,這種「銜頭軍備競賽」究竟是從何而來的?我們可以從現代教會的體制轉變、市場化傾向以及心理焦慮中,梳理出四個核心成因:
1. 學歷普及與「博士」的階級焦慮
在過去,神職人員要獲得「博士」銜頭極其艱難,多為正規大學或頂尖神學院經過嚴格學術答辯後頒授的哲學博士(PhD)或神學博士(ThD),認受性極高。 然而,近年隨着各本地、海外或遙距神學院推出「教牧學博士」(DMin)課程的普及,神職人員的學歷普遍提升,甚至連執事博士也常態化。當教會界內人均博士成為常態時,原本高高在上的「博士」一詞便逐漸失去了其辯識度,降格為基本盤。為了在人群中脫穎而出,體現自身的資歷與權威,便唯有在「博士牧師」的前後,繼續瘋狂向上加疊其他修飾詞。
2. 老人政治與體制無法放手的糾纏
現代教會走向高度的行政化與科層化。許多牧者在一間堂會「創會」,一路帶領教會發展數十年,到了法定退休年齡(榮休)。然而,由於這些老一輩牧者在教會中的資歷太深、情感糾纏太重,甚至涉及堂會內部權力架構的穩定,往往無法做到真正瀟灑的裸退。 為了維持其屬靈影響力,也為了安撫跟隨多年的信徒,堂會便需要為其量身訂造各種名銜:先是「榮休牧師」,繼而為了讓其繼續參與決策而聘為「顧問」,若不支薪則加上「義務」,為了表示敬意再補上「榮譽」。結果,牧者每一次身份轉換,舊的銜頭不捨得拿走,新的銜頭又不斷補上,最終就變成了一列掛滿歷史裝飾的時光列車。
3. 市場學與社會公信力的錯誤投射
當代教會在營運模式上,某程度上吸納了世俗的企業文化與社團文化。在商界或社會政團中,一個人的「卡片」有多厚、頭銜有多長(例如:前XX商會主席、現任XX基金會榮譽會長),往往代表了他的社會關係網與公信力。 當教會領袖需要參與跨機構活動、建制應酬、聯署聲明,甚至是與政府部門打交道時,一串長到讓人透不過氣來的頭銜,往往被錯誤地視為「代表堂會的尊嚴」或「對外談判的籌碼」。這種將世俗公信力建立在名銜疊加上的做法,直接催生了頭銜的通脹。
4. 屬靈權威的「不安全感」
這或許是最核心的心理因素。當一個時代的教會漸漸失去實質的屬靈感染力、當牧者無法再單憑生命見證與神的話語來服眾時,體制與個人就會產生深層的不安全感。為了彌補這種生命力的缺失,最快捷的方法就是藉由外在的體制名銜來「武裝」自己。當我的頭銜越多、越長,平信徒對我的質疑聲音自然就越少。頭銜,變成了保護脆弱權威的防彈衣。
從「僕人」到「屬靈貴族」
新約聖經中,使徒保羅在撰寫各卷書信時,他的自我介紹往往非常精簡。他最常使用的字眼是:「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」或「作使徒的保羅」。在希臘文原文中,「僕人」(Doulos)一字更精準的翻譯是「奴隸」。一個最高屬靈權威的使徒,自稱是奴隸。
當今天一個神職人員的頭銜,長到需要一口氣讀完,甚至在介紹時要花上半分鍾時,除冗長外,更是在堂會與教界內部,無形中建立起了一種長幼尊卑的「精神封建制度」。
在這種體制下,信徒與牧者之間、資深牧者與年輕傳道之間,拉開了一道巨大的階級鴻溝。那些長串的頭銜就像是一套無形的華麗朝服,將牧者高高供奉在權力的祭壇上。這與耶穌基督當年束起腰來、走下高台為門徒洗腳的「僕人領袖」樣式,無疑是背道而馳。
當「創會榮休榮譽義務顧問博士牧師」成為常態,這場教會界的「軍備競賽」其實已經走入了一條死胡同。非但沒有提升神職人員的屬靈公信力,反而向社會大眾展示了一種集體的虛榮與體制的僵化。
結語:回歸頂天立地的「傳道」
歷史是一面鏡子。劉備那串長長的銜頭,最終隨著蜀漢的滅亡而煙消雲散,留在歷史長河中的,唯有他的為人與選擇。
同理,當一個時代過去,那些花俏、冗長、疊床架屋的教界名銜,最終煙消雲散。真正能留下來、被上帝記住、被信徒懷念的,是那個在生命幽谷中陪伴羊群的背影,以及那顆幾十年如一日、純粹事奉神的心,豈是卡片上那串印不下的稱號。
真正有生命力、有托付、有牧養恩賜的上帝僕人,其實一個簡簡單單的「傳道」或「牧師」,就已經足夠頂天立地,根本不需要任何多餘的修飾詞來為其靈魂壯膽。現代教會是時候從這場荒謬的「銜頭軍備競賽」中退場,將華麗的朝服脫下,重新穿上那件樸實無華的僕人圍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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