言說無法改變世界，那行動呢？

先介紹三篇文章的節錄

第一篇講大型佈道會。

//佈道會如不能全面地、客觀地介紹基督教，佈道會便對不起基督教，更對不起聽眾。佈道會若以浮誇虛張，以賣弄感情來騙人信主，更甚的是有的講員喜歡用群體壓力逼人決志，信主的站起來，跟著是今次決志的也站起來，信徒既佔了大多數，僅餘的未信者自然不好意思在人叢中靜坐，糊裡糊塗的又變了決志人數統計表的一員。不能讓人在自我負責的原則下思考取決，這樣做並不道德。

翻看近年大型佈道會的紀錄，不難發現這些勞民傷財的活動多是甚麼宗派的週年紀念節目，又或是宗派內部團結時的手段，總之，是點綴品！老實說，除了是「合一活劇」之外，大型佈道會不過是吃力不討好的大型節目，讓資源耗費在行政宣傳上，要提醒會友傳福音，幹嗎不透過更加有效的團契旅行、小型福音日？或者我們真是太懶於傳福音了，生活見證簡直顯示不出信徒的應有特色，於是佈道會成為提醒人傳福音，提醒人活得像樣點的「鼓勵信」。表面是佈道，實質上是合一意識作崇，信徒分別為聖的身份的確認。佈道實在不是目的，佈道會只是手段。

佈道會或許是人可以回轉的場合，但若轉身而後無出路，難免再重走老路，明知其不足而走下去。我們何不多想信徒的生活意義，具體的生活原則，以在這變幻莫測的世界做人，勝似惡性循環地製造一班又一班的決志而不得救的人，徒令有心人失望沮喪。//

第二篇講教會中產化。

//基督教常被斥為中產階級的專利品，是維護階級利益的一種工具，但無論如何，教會內的成員多來自中產階級卻是一個事實。看看社會的現實情況，中層人士有更多的機會坐下來思想生命的問題。而低下階層需終日為兩餐一宿奔馳，致無暇反省。社會上有財有勢的人則太多憂慮，終日思想如何鞏固自己的財力地位。另一方面，貧苦大眾的生活環境給他們極大的不自由，面對房屋、衣食等極現實的問題，要他們付代價跟隨耶穌基督便顯得極為困難。為看吃的問題，他們需要一天十二小時工作，以致被捆綁成為生產工具，無論他們是否願意如此。

當知識份子進入組織化的教會時，他們的知識，邏輯性的思考對組織化的教會極為有利，加上知識份子多為社會所看重，他們進入教會領導層的機會極高。在負起領導責任之後，他們的生活習慣，思想方式往往成為一般信徒追求學習的模式，他們對教會生活的各項決策，也就帶動整個教會走上中產化的道路。//

第三篇講年青人離開教會。

//雖然，每個時代都有人背棄信仰，但時至今天，這個問題顯得特別嚴重。我們都熟悉這類典型的事例：某青年人在中學階段接受了福音，跟著幾年在教會長大，愈來愈熱心，事事都有份參與，大家都說他是愛主的青年。但自從出來工作或進入大專以後，便逐漸與教會疏遠，至終沓如黃鶴。

大部份信徒「流失」的過程都發生在一個信徒踏足社會、面對衝擊的時候。這不禁使人反問：我們的信仰是否嬌弱如溫室的花朵，抵受不住外面的嚴寒？//

大家讀起來會否有一點熟口熟面，以上三個題目，正是近年教會飽受批評的地方，分別是大型佈道會、教會離地中產化、教會留不住初職的年青人。批評過後，又會引來教內人士反擊，說不應為反而反，批評容易建立困難之類。不過，以上文章已經寫成了三十多年了，分別是：

《唉！佈道會》1984年，作者譚啟見，現任中國基督教會公理堂宣教師。
《教會制度化的問題》1979年，作者蕭壽華，現任宣道會北角堂主任牧師。
《面對磨難的日子──探討流失的問題》1981年，作者陳士齊，現任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高級講師。

而以上三篇文章，均出自當年《橄欖》雜誌。

很多年青人未必知道教會有這一段歷史，以下資料摘自基督教週報2779期《七十年代香港基督教出版業綜覽》。

//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於一九六零年創辦的《橄欖》可說最具代表性，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度該刊銳意革新，希望能成為一份屬於大專界、神學生與教會領袖的先鋒雜誌。由於《橄欖》對信仰以至教會的叩問不無顛覆性，部分教牧視之為禁書，它終究只是一份小眾讀物，實際銷量最高時也只有千餘份。//

當時《橄欖》的作者，可以話粒粒皆星，從《大專基督徒日報》的轉截中，除了以上三位外，曾投稿的人還有楊牧谷、李思敬、余達心、羅錫為等。

今日被視為老餅過氣的教牧，曾經何時走在時代尖端，對教會擁有深刻的洞見，發出過尖銳的批評，而且大部份人也身體力行，獻身讀神學，投身教會，全職事奉。

然後呢？

到我們下一代卻發現，上一代察覺問題，然後花了一整代人的時間投身解決，問題仍然存在。去年我們有一個全港性的大型佈道會；教會由中產化，開始過渡去貧富兩極化，連堂會間也出現M型結構；初職信徒仍舊是流失得最利害的一群。

每一次教會面對批評，總會有人回應「言說無法改變世界，只有行動可以」，不要只顧高舉理想反建制，也要嘗試「加入建制改變建制」，不要做一個永遠的反對派。上年曾經聽過一位神學院教授主日講道講但以理，結論是「年青人要自強，成為社會精英，加入政府做高官，從而改善施政，造福人群」，聽得我瞠目結舌。

身為下一代的察覺到，言說固然無法改變世界，但經過整整一代人，歷時三十年的行動，也不見得可以。當初聲言要「加入建制改變建制」的大好青年，倒頭來絕大部份是「加入建制變成建制」，再跟你大談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轉變需要時間急不來，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。

到這批人近年開始踏入退休之齡，他們攤攤雙手，說自己年華老去，一代人只能牧養一代人，無法為新一代人提供答案，將他們無法解決的難題，完封不動地交給下一代。

引呂大樂在《在四代香港人》之言，其實上一代人，並無為下一代建設過甚麼，倒過來期望下一代去解決他們無法或不願處理的棘手問題。

// 其實，「戰後嬰兒」一代人沒有（或應該說還未有）擔起他們的任務。他們成長於社會提供了很多機會的環境並享受到各種成果。可是，他們未有真真正正的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更開放、更公平的環境。第一代人給他們很多發展的空間，「戰後嬰兒」卻未有對年輕一代表現出同樣的包容。 //

隱隱然感覺到，教會內在有更深層次的結構問題，從來沒有觸及到，再花一代人三十年的光陰也未必有解決之途。恐怕三十年後，大家還是在討論應不應該舉行大型佈道會，如何加強青少年牧養之類，歷久彌新，鬼打牆一樣。